利用行政力量主导，通过与监管部门深层次对接，利用资产重组来降低金融风险的发生。
（二）壮大实体经济，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巩固实体经济的核心地位和实力，是国民经济得以行稳致远的基石所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前提基础。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则是给予其明确、清晰、稳定的规则预期，是在进一步调动市场主体自主性和创新潜力的同时，增强监管和调控效果的可控可知性，实现宏观经济的稳中有进。同时，从政策资源向规则资源的转变，也反映了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和遵循。2021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27864亿元，比上年增长14.2%，与GDP之比为2.44%，科研创新投入强度不可谓不大，但资本流向的盲目性较强，投资领域的过冷过热现象非常突出。在此形势下，对包括垄断在内的资本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及时监管和处理，将有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方面的资本要素配置合理，不断夯实经济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基础。这既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治理水平和力度的显著提高，也显示出现阶段资本违法违规行为问题仍非常突出。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基本遵循。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积极效应，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的二重性及在当前阶段的主要表现，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资本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和定位。同时，资本作为一种总体性权力也会扩张为现代社会权力结构之中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深刻影响甚至支配现代社会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一切其他权力。
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曾经指出，尽管正常的资本竞争会导致部门和区域之间的利润率倾向于一种平均化，但是扩大再生产必须以抽取高于平均比率的超额利润为其生存手段，而这又反过来需要部门之间或区域之间的差别。因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同时，必须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伴随着资本规模的更快扩张，资本与资本以及资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凸显为现代国家所必须面对的焦点。基于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和资本循环思想，美国著名学者哈维提出了其资本三级循环理论。
而且，随着垄断资本的空间扩张和全球流动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竞争加剧，巨型跨国资本日趋演生成为不受任何约束的最具流动性和控制力的超级资本，它们不仅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突破资本过度积累危机对逐利行为的时空约束，在全球范围实现资本扩张的套期保值和空间补偿，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控制范围，并影响后者自身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成为影响国际地缘政治的重要力量。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收益率的稳定提高为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总量的规模扩张提供了坚实基础。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循环流转的过程既是资本实现自我增殖自我积累的过程，更是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支配的过程。资本作为一种权力，也必然体现为一种政治权力并在资本发展的每一阶段取得进展。
垄断资本的全球流动，不仅瓦解了民族国家原有的资本循环，而且使之整合到新的全球资本循环之中。向无人认领的或独立但落后的区域的资本输出。其次，资本作为一种经济权力体现为对社会经济过程的统摄。引导资本有序运动并充分发挥资本扩张的积极作用、约束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的无序扩张，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要有效发挥社会调节的价值引领作用。
三是信用手段和金融工具的广泛应用成为资本规模急速扩张的加速器。当然，资本扩张也有其内在的规律和逻辑。
马克思指出，随同资本主义生产而形成起来的信用事业和金融工具会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分散在社会表面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或联合的资本手中，最后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但是由于市场理性与政府理性的局限，整个社会的资本扩张却往往导致无序和混乱，导致非理性繁荣和周期性危机。
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资本的社会权力也在不断扩张。早期阶段资本的规模扩张主要发生于工业、农业以及交通运输和通信产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产业资本是资本规模扩张的主导力量。为了缓解这一张力，资本不仅在经济领域持续扩张，也通过影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在政治领域进行扩张，从而不断蔓延成长为一种强大的政治权力，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权力主体。在她看来，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消亡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限。几乎没有现存国家能够经得起严格的国家地位的考验。哈维认为，过剩资本脱离了初级循环之后会改变方向，或者进入次级循环，或者进入三级循环。
当今世界正在步入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伴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迭代，数字化资本在网络社会里必将拓展出更多流动空间并将更加无孔不入。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后者一部分归于消灭，另一部分转入前者之手。
在此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并购超过千亿美元案例却屡见不鲜。具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集中化运动主要发生于钢铁、化工、煤炭、石化、食品加工、汽车制造以及电气设备等实体部门，银行等金融领域虽然不乏并购案例和资本规模过度膨胀现象，但希法亭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却主要服从和服务于产业资本的规模扩张。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集中化运动即企业并购浪潮的频率和规模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也就是，永无止境地扩大自身规模是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
因此，虽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选择过程貌似公正、民主，但是通过操纵投票规则和程序，票选民主却只能是少数垄断资本的盛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作为一种权力，首先体现为一种经济权力。进入三级循环的资本同样也被分别投入到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是直接以生产为导向的科研与开发或技能培训，二是教育和卫生保健等社会公共事业领域。原载《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3期。
再次，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趋向脱实向虚。而且，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
那么，现实世界里资本力量的无所不在是否确实意味着资本的扩张已至极限？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早期阶段，资本通过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亦即对农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剥夺，使资本得以合并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形成财富的原始要素，并使城市作为生产要素空间聚合的主要场所得以快速扩展，从而开启农村服从城市城市统治一切的资本的现代历史时代，奠定了资本扩张的空间基础。
然而完成这个最终目标的手段却是必须生产出新的地理差异，这些地理差异成为将要被克服的新型空间障碍。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借助现代金融工具、数字信息技术和新自由主义体制，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以更快速度、更大幅度在更广范围蔓延开来。
但是，资本一般形成的社会权力与单个资本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也会随着资本扩张而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一个世纪前，罗莎·卢森堡曾经提出这样一个严峻的诘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何能够经久不衰？卢森堡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经验分析也表明，全球主要国家的资本收益率一直稳定地保持4%~5%的高位水平。统计分析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并购浪潮发生的时间间隔趋于缩短、巨型企业并购交易案例屡创新高。
统计表明，在此时期全球范围又发生了三次规模巨大的资本集中化运动。一般来说，单个资本的规模扩张存在资本集聚和资本集中两种方式。
这样，劳动的自然能力就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能力，正像商品价值的一切形式都显现为货币的形式一样，劳动的一切力量都显现为资本的力量。资本作为一种权力，最终必然表现为一种结构化的总体性权力，成为一切权力的权力。
这样，伴随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真正独立的或自主的国民生产体系趋向解体，众多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资本被迫沦为跨国垄断资本全球生产体系的一环，成为其剥夺性积累的对象而陷入依附状态。因此，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全面扩张和权力膨胀，资本的权力既会无所不在又将无孔不入，遍及微观领域和宏观世界，渗透和掌控人们的选择、喜好、关系等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